但是，从“社会”一词的“流行”可以看出，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的志向受杜威“学校即社会”的影响很大。此外，希望打破“旧教育”割裂“学校”与“社会”做法的意图由杜威而来（顺带说一句，《学校与社会》中也使用了“新教育”一词。《学校与社会》也是一本希望给美国带来“新教育”的著作），给以“新教育”为目标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很大的反响。
陶行知针对杜威教育理论中涉及学校与社会之关系、儿童自发性部分（“自动”）加以思考。他时常提到“自动”，强调社会不可能被关在学校里面，并通过重新解释传统的“人欲”“天理”概念，给杜威的“自动”概念赋予了崭新的一面。这与他的“生活即教育”相关联。
由此可知，陶行知这种颇为“曲折”的道路，如果仅仅像戴伯韬所说的“推翻”杜威理论那样进行理解，是不够充分的。此外，认为陶行知的一系列思索是向“生活教育”单线“发展”的看法，也难免是片面的。
虽然残留的课题还很多，但是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前期为止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