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学,所以独盛,近人都说因其明君臣之义,而且其立教偏于柔,《说文》训儒为柔。便于专制,所以世主扶翼它;我看这也不尽然:(一)儒家之学,利于专制,是到后世才看出来的;当时的人,未必有此先见。(二)无论什么学问,都是因其环境而变迁的。儒家之学,二千年来受专制君主的卵翼,在专制政体之下发达变迁,自然有许多便于专制的说法。西汉时代的儒学,确和后世不同;这点子便于专制之处,就别一家的学说,也是有的。假使当时别一家的学术,受了专制君主的卵翼,在专制政体之下发达变迁,也未必不生出便于专制的说法来。况且到后世,反抗君主的议论,道源于儒家之学的很多,近世讲今文学的人,就是一个好例。别一家的书,主张专制的话也还在,岂能一笔抹杀。若说法家的便于专制,显而易见,容易招人反抗;不如儒家之术,隐而难知,得“吾且柔之”之道。则全是用后世人的眼光议论古事,实在是陷于时代错误的。然则儒家之学,所以独受世主的尊崇,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说这个在后世是全然出于因袭,并没有什么道理,儒家之学,在社会上势力已成,做君主的人,自然也不去动他。况且君主也是社会里的一个人,他的思想也未必能跳出社会以外。全社会的人,都把孔教当作“天经地义”,他如何会独想推翻孔教呢?至于汉武帝所以尊崇儒术,则和秦始皇说“吾悉召文学……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史记·秦始皇本纪》。是一个道理。原来一个人治天下,无论怎样凭恃武力,总不能全不讲教化。而讲教化,只有儒家之学最长。因为他“治具”最完备。《七略》说儒家之学,出于司徒之官,是不错的。而且汉武帝,是个喜欢铺张场面的人,而巡守封禅……典礼,也只有儒家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仍要留着博士之官(他出去封禅,也是教儒家议礼),也是这个道理。不必过于深求,反生误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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