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皇甫湜书》是一篇涉及史学许多方面的论议，其中重要的一个论点是史家作史必须“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他写道：
唐有天下，圣明继于周、汉，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蔚宗、陈寿所为，况足拟望左邱明、司马迁、班固之文哉？！仆所以为耻。当兹得于时者，虽负作者之才，其道既能被物，则不肯著书矣。仆窃不自度，无位于朝，幸有余暇，而词句足以称赞明盛，纪一代功臣、贤士行迹，灼然可传于后代，自以为能不灭者，不敢为让。故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群党之所谓为是者，仆未必以为是，群党之所谓为非者，仆未必以为非。使仆书成而传，则富贵而功德不著者，未必声名于后；贫贱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于无穷。韩退之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翱心也。[245]
这些议论，极其深刻地表明了李翱之作为史学家的自觉意识，以及他对于史学工作之前景的极高追求。在官僚集团的矛盾斗争中，他提出不以“群党”的是非为是非，强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这就把柳宗元说的“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的原则具体化了，表明了史学家力图使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不受少数人的是非观念所左右，从而使这种看法能够符合或者接近于多数人的是非观念的意向。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自觉意识的反映。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这种自觉意识不独反映在史学家的是非观念上，也反映在史学家的价值观念上，这就是：“富贵而功德不著者”，不一定都写入史册，使其“声名于后”；反之，“贫贱而道德全者”，则应当写入史册，使其“烜赫于无穷”。李翱的这个思想在中唐以后史学的实践意义是很有限的，但它在当时却是一次耀眼的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