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层理论”的建构与中国史问题意识的累积和突破
一、“中层理论”的诠说与合理移用
中国在20世纪初所形成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史研究传统，由于不断在论证或批判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或者为革命动员提供历史性依据，所以社会史研究大多以集体叙事的书写手法揭示中国社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书写形式也多以大通史或断代史的宏观叙述为主。进入80年代，一些崇尚传统述史风格的社会史家，为了回避集体叙事的意识形态制约，从儒、道、佛的经典资源中提炼出连续性的要素，用以和西方争夺“现代性”的发明权；或者回归乾嘉传统治史方法，专注于对史料的整理钩沉，其细节描绘足以补大叙事粗线条述史之不足，然而其精英式手法却始终没能建构起诠释民间基层历史的有效框架。多少年来，中国社会史界一直在寻找把宏大叙事与乾嘉式的史料钩沉风格进行有效衔接的突破性方法，以避免徘徊于目的性极强的政治图解或碎屑冗琐的朴学遗风这两个极端之间而止步不前。当然，万灵的药方是不存在的，不过从“中层理论”的建构中我们也许能发现协调两个极端取向的可行性方案。
“中层理论”（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在社会学中原则上被应用于指导经验性调查，同时也是描述社会行为组织与变化和非总体性细节描述之间的中介物。“中层理论”当然也包含抽象成分，但是它们更多地接近于在经验研究中发现出可观察的材料时才发挥其作用。[1]按照“中层理论”的提出者罗伯特·默顿的说法，对“中层理论”的提倡是因为急需建立与阐释“统一性理论”不同的框架。这些“统一性理论”总是认为对一种“社会学式理论的整体系统”（a total system of sociological theory）的研究，可以帮助观察到预先规定好的社会行动、组织和变化的每一方面。这一取向已经像那些包罗万象的无用的哲学系统一般受到了挑战。但一些社会学家仍认为，总体的社会学理论足以广泛地包容大量准确的有关社会行为、组织和变化的细节，并足以有效地指导对经验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