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报告稿原本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就不怎么会写学术文章，会以伍博纯为题目，根本是因为静芝老师给的那一本《稼青丛稿》就在手边，我又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是关于“讲话”的力量那样的论述——当我写下：“民主之于近代中国之第一启迪便是‘讲话’！许多人也许就是受到了一场慷慨激昂的公开演说之刺激，摇身一变成为抛头颅、洒热血之革命追随者。”这样的句子的时候，内心实在是无比激动的。
我甚至会有一种错觉：我已经当场听到了伍博纯演说提倡通俗教育的号召。再有，就是伍博纯鼓励子侄参与戏剧演出这种事，也令我觉得不可思议而备受感动，那不只是一种知识开明、人格开通的表现，也具体地展露出一种打破俗见迷思的勇气。好像真让我体会了静芝老师所说的：“教育不是天经地义成就的，教育是要有人能发愿助人、救人的事业。”
倒是台老，竟然在这一段落的文稿上密加圈点，不但称赞了我两句，还说：“近世人写文章，喜欢用注子，一句几个注，一篇百十个注，走一步、跌一跤，看得烦死人。你这一篇文字一个注子没有，好得很。不过，要是能把王晓峰枪打郑汝成的演讲把来做个旁证，倒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