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第十二页。
[22]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记，1650年“十二月，赐姓抵揭阳，与定国公商议。赐姓欲南下，定国回厦门”。接着记1651年“正月，赐姓至南澳”。杨英《先王实录》记1651年“正月初四日，藩驾至南澳”。据乾隆四十四年《揭阳县志》卷七《事纪·附兵燹》记载，郑鸿逵原在揭阳，顺治八年（1651）正月二十一日“帅众还闽”。鸿逵军离开揭阳后，清朝官员和军队才陆续至县。可见，郑成功在1651年正月由厦门到南澳，郑鸿逵即领军由揭阳到南澳与他相会。阮旻锡所记有误。
[23]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第十三页；杨英《先王实录》第二十五页。
[24]　《先王实录》。按，郑成功信中所列金宝粮饷数字虽然比较具体，但这封信实际上是写给清廷看的，难免有所夸张，不能全信。比如“米粟数十万斛”按当时清军船只的运载能力就不可能在短期内运回大陆。张学圣、马得功、黄澍后来受审时也不可能隐匿这批粮食。江日升《台湾外纪》中记郑芝莞战败后“席卷珍宝，弃城下船”，成功妻董氏登上此“重载”之船，芝莞恐“识破机关”，再三请她移乘家眷船，董氏坐而不动。后来，郑成功“将董氏所乘芝莞船积藏金银搬充军饷”（见该书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页）。可见，郑芝莞出逃时携带了为数可观的金银财宝，后来被郑成功收回。但是，郑成功等人的家产无疑有相当一部分被清军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