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陈庆煌从纯学术的角度对刘师培之经学做了较深入的探讨，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刘申叔先生之经学》为题所作的博士论文。[40]该论文重点论述刘师培关于《易》、《尚书》、《诗经》、《礼》、《春秋左氏传》等五经的治学成就，阐明了刘氏经学思想的特色，认为刘是近代经学家中的佼佼者，精博逾于常人，且熟知经学之源流与派别，故能在前人基础上取得研治五经的新成果，把经学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首部比较全面地讨论刘氏经学的著作，征引资料丰富，研究方法得当，很有参考价值。此外，陈庆煌还发表了《左盦经学综论》[41]、《论左盦之礼记说》[42]等文章，亦对刘氏经学创获多所阐发。
在对刘师培的史学和文学成就予以评述时，学者们较多地关注刘氏的“新史学”名作《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氏的文学观念、文学史建树等，如袁英光、仲伟民围绕《中国历史教科书》所展开的论述，认为该书吸纳了刘氏此前在《中国民约精义》和《攘书》中提出的一些主张，“运用历史进化论观点，探讨、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嬗变、君主制起源及其权力衍化，对先秦社会的礼俗亦颇有研究和创见。但亦有不少谬误”；[43]王琦珍、刘立人就刘氏文学成就所进行的探讨，认为“作为文学史家，刘师培有他自己的文学观”，他之所谓“文学”，“所持的正是萧统《文选》的选文标准”，即“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同时不承认唐宋以来的“古文”为“文章”，其文学史研究最主要的成就，是对中古文学的分析与评价，[44]其文学史研究的特点为“通博”，贯通其文学史论著的文学史观，“大要或可概括为‘三论’，曰：文笔论、渊源论、变迁论”。[45]另外，陈燕《刘师培及其文学理论》一书[46]也有基本相似的看法。可以说，学者们对刘师培的文学研究成就总体上持肯定态度，尽管某些领域还未深入触及。在关注刘氏文学研究论著的同时，田汉云、李坦也对其诗词创作有所涉猎，[47]使人能就此明了刘氏诗词的艺术特色和诗词在其生命历程中所起的寄托作用。